【银河连载】酷儿理论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可以被概括为哪些方面?

  李银河2019.9.10我要分享

  

  插图由壮壮提供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把自己定义为酷儿,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其批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

  长期以来,人们以异性恋为常态,以同性恋为变态。在20年前,社会还认为同性恋是某种疾病,人们想给他们治病,想理解他们,或诅咒他们。这不是同性恋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在这种社会规范的统治之下,异性恋者憎恨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也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长期自我憎恨。同性恋恐惧症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为社会的问题。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群体打破了异性恋自然秩序的观念。现在,异性恋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儿理论的挑战,它提出了使性欲摆脱性别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尽管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尽管有大量违反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受到质疑。尽管根据金西报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经验,异性恋霸权仍旧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

  在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严格分类的挑战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她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复的行为的真实基础。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分的表现。异性恋本身是被人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性身份的两分模式 (彼或此,异性恋或同性恋) 从遗传上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截然的两分是循环定义的结果,每一方都必须以另一方为参照系。同性恋就是非异性恋;异性恋就是非同性恋。因为对表演理论的强调,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称作激进的福柯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哲学行为论,其中没有实存 (being),只有行为 (doing)。

  对于巴特勒来说,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illusions of continuity),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在异性恋中,这一幻觉靠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先有一个生理性别,它通过社会性别表现出来,然后通过性表现出来。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社会性别表演在下列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即一旦偏离社会性别规范,就会导致社会的排斥、惩罚和暴力,更不必说由这些禁忌所产生的越轨的快感 (the transgressive pleasures),它会带来更严重的惩诫。这一表演带有紧迫性和强迫性,这一点由相应的社会惩诫反映出来。为了建构异性恋的身份,异性恋要求一种社会性别的连续性表演。(Butler,19-24)

  在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建构了异性恋,而它必定是强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发明的俄底浦斯情结是对同性之爱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情结是借用古希腊神话中一位王子杀父奸母的故事来说明,所有的人都有异性恋的乱伦冲动。巴特勒认为,原初的禁忌并不是异性恋的乱伦,而是同性恋。异性间的乱伦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结果。异性乱伦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对象,而同性恋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换言之,不仅丧失了对象,而且欲望也被彻底否定,于是‘我从未失去过那个人,我从未爱过那个人,我真的从未感到过那种爱’。(Butler,69)

  一个男扮女装的表演并不是对原初形态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来说,它是一个对模仿的模仿,是一个没有原件的复制品。当一个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样生活时,是什么力量逼着他非要去对自己的身体下那样的毒手呢?为什么他不能够穿裙子,为什么他不能够简简单单地过他想过的女孩的生活呢?这就是因为他生活在异性恋霸权的淫威之下,一种无形的暴力在规范着他该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作派举止。这是一种多么强大又是多么可怕的力量。它能逼着人残害自己的肢体。我们简直不再能把它当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简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度了。

  如果我们接受巴特勒的表演这一概念,使用表演这一尺度,按性身份和性欲的对象来划分个人的类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酷儿理论倾向于接受虐恋和其他角色表演实践,将其违反性规范的越轨行为定义为反禁制的性。把酷儿的性建立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酷儿理论造成了以性倾向或性欲为基础的性身分概念的巨大变化,它也是对于性别身分与性欲之间关系的挑战。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

  酷儿理论自觉地跨越了各种性类型的尊卑顺序,它的中心逻辑是解构两分结构,即对性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划分。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概念"酷儿"并不指称某一种性类型,就像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这样的身份,而是指这样一种过程:性身份和对欲望的表达能够摆脱这样的结构框架。酷儿并不是一个新型的固定的性主体的标签,而是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类型,它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两分核心相对立。它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

  

  [下周二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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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把自己定义为酷儿,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其批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

  长期以来,人们以异性恋为常态,以同性恋为变态。在20年前,社会还认为同性恋是某种疾病,人们想给他们治病,想理解他们,或诅咒他们。这不是同性恋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在这种社会规范的统治之下,异性恋者憎恨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也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长期自我憎恨。同性恋恐惧症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为社会的问题。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群体打破了异性恋自然秩序的观念。现在,异性恋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儿理论的挑战,它提出了使性欲摆脱性别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尽管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尽管有大量违反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受到质疑。尽管根据金西报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经验,异性恋霸权仍旧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

  在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严格分类的挑战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她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复的行为的真实基础。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分的表现。异性恋本身是被人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性身份的两分模式 (彼或此,异性恋或同性恋) 从遗传上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截然的两分是循环定义的结果,每一方都必须以另一方为参照系。同性恋就是非异性恋;异性恋就是非同性恋。因为对表演理论的强调,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称作激进的福柯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哲学行为论,其中没有实存 (being),只有行为 (doing)。

  对于巴特勒来说,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illusions of continuity),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在异性恋中,这一幻觉靠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先有一个生理性别,它通过社会性别表现出来,然后通过性表现出来。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社会性别表演在下列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即一旦偏离社会性别规范,就会导致社会的排斥、惩罚和暴力,更不必说由这些禁忌所产生的越轨的快感 (the transgressive pleasures),它会带来更严重的惩诫。这一表演带有紧迫性和强迫性,这一点由相应的社会惩诫反映出来。为了建构异性恋的身份,异性恋要求一种社会性别的连续性表演。(Butler,19-24)

  在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建构了异性恋,而它必定是强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发明的俄底浦斯情结是对同性之爱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情结是借用古希腊神话中一位王子杀父奸母的故事来说明,所有的人都有异性恋的乱伦冲动。巴特勒认为,原初的禁忌并不是异性恋的乱伦,而是同性恋。异性间的乱伦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结果。异性乱伦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对象,而同性恋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换言之,不仅丧失了对象,而且欲望也被彻底否定,于是‘我从未失去过那个人,我从未爱过那个人,我真的从未感到过那种爱’。(Butler,69)

  一个男扮女装的表演并不是对原初形态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来说,它是一个对模仿的模仿,是一个没有原件的复制品。当一个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样生活时,是什么力量逼着他非要去对自己的身体下那样的毒手呢?为什么他不能够穿裙子,为什么他不能够简简单单地过他想过的女孩的生活呢?这就是因为他生活在异性恋霸权的淫威之下,一种无形的暴力在规范着他该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作派举止。这是一种多么强大又是多么可怕的力量。它能逼着人残害自己的肢体。我们简直不再能把它当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简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度了。

  如果我们接受巴特勒的表演这一概念,使用表演这一尺度,按性身份和性欲的对象来划分个人的类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酷儿理论倾向于接受虐恋和其他角色表演实践,将其违反性规范的越轨行为定义为反禁制的性。把酷儿的性建立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酷儿理论造成了以性倾向或性欲为基础的性身分概念的巨大变化,它也是对于性别身分与性欲之间关系的挑战。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

  酷儿理论自觉地跨越了各种性类型的尊卑顺序,它的中心逻辑是解构两分结构,即对性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划分。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概念"酷儿"并不指称某一种性类型,就像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这样的身份,而是指这样一种过程:性身份和对欲望的表达能够摆脱这样的结构框架。酷儿并不是一个新型的固定的性主体的标签,而是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类型,它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两分核心相对立。它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

  

  [下周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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